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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刑侦题材剧拍出新意******

　　刑侦题材电视剧《狂飙》近日开播，该剧由于会集了大批实力戏骨，自官宣以来就备受关注。《狂飙》聚焦扫黑除恶，在《人民的名义》《沉默的真相》《扫黑风暴》等一系列影视剧对这一题材深度开掘之后，《狂飙》要如何突出重围，又要如何拍出新意？

　　记者 宋说

　　立体写实的群像

　　《狂飙》讲述了自2000年起，意气风发的刑警安欣(张译饰)与一直受欺负的鱼贩子高启强(张颂文饰)相识，而后随着高启强逐渐偏离正途，安欣意识到在京海市社会发展的背后，正是以高家兄弟为首的黑恶势力暗流汹涌，两人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正邪较量。2021年，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央督导组雷霆出击，安欣协同专案组彻查强盛集团有组织犯罪团伙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最终京海市得以拨云见日。

　　《狂飙》前五集的重点笔墨都放在高启强的身上，讲述了他的“黑恶”成长史。高启强本是在菜市场卖鱼的鱼贩，父母双亡的他辛辛苦苦供养弟弟妹妹读书，却被混混敲诈欺凌，还被诬陷入室抢劫，在经历了这些意外事件后，他被卷进了与黑恶沾边的是非中，并逐渐迷失在“钱”与“权”中越陷越深，身份从一个鱼贩变成了当地涉黑组织的头目，甚至把他名下的强盛集团做成了京海市数一数二的企业。

　　除了安欣和高启强两个主要人物，剧中行事狠毒的黑社会头目徐江、老谋深算的泰叔、敏感多疑、头脑活络的高启盛等角色，也在短短几集中展现出了特色鲜明的人物性格和丰富的心理层次。《狂飙》中塑造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情感和生活、欲望和动机，人物和剧情非常有看点。

　　《狂飙》的台词设计和镜头设计有很深的意味。面对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的到来，京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赵立冬说“顶多是一阵风”，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安长林说，“不会吧，这么大的霹雳应该会下大雨”，然后他转头问京海市市委常委孟德海，对方并没有说话，只是喝了一口水。短短一场戏充满隐喻和张力，为整部剧奠定了疑云重重、波诡云谲的基调。

　　深入的人性挖掘

　　大尺度加上悬疑和推理，《狂飙》将扫黑除恶题材讲述得非常“有猛料”，在拍摄手法上，《狂飙》的不少镜头语言都设计得很有深意，当高启强陷入误杀危机，坐上唐小龙兄弟的车逃跑时，镜头与逃逸的车反方向拉伸，隐喻着高启强等人已经走上了与人性和正义背道而驰的犯罪道路，导演以巧妙的拍摄手法让剧情在紧张刺激之外，还延伸出更多值得观众细细咀嚼、反复品味的深刻层面。

　　该剧主创表示，作为一部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的立意不止于讲述一段精彩绝伦的黑白较量，而是更多地深入到对人性的挖掘和对现实的反思上。

　　与其他同类题材剧集不同，反派的“发家史”是《狂飙》的叙事重点之一。剧集的介绍里说，“该剧是黑恶势力崛起的编年史，细数了黑恶毒瘤非法生长的升级路；是扫黑除恶坚决斗争的回忆录，横跨了20年的时代变迁，展示了黑白较量与复杂人性。”《狂飙》在每集开篇都有一个特别的设计：以扫黑督导专员、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组长徐忠的口吻独白，对调查过程进行反思。在不断追问之中，“公生明，廉生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的答案，也在戏里戏外敲响了警钟。

　　近年来，扫黑除恶题材的影视作品佳作不断，这些剧集的剧情大多在精彩绝伦的黑白较量方面下足功夫，其中口碑和收视率比较高的爆款，还加入了不少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以及对现实的反思。比如《扫黑风暴》里孙红雷饰演的李成阳，他看起来无情却最有情，清醒而又混沌，纯真而又世俗，勇敢而又怯懦，他的矛盾使他不断充满着变化和动态发展，容纳了我们目之所及和想象中的最多人性特质。

　　(《齐鲁晚报》 2023年01月19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